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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镇化

时间:2009-06-08来源: 作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镇化
中农兴业信息咨询中心 张正义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器。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充斥着大量农村人口时,现代化只能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憧憬。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无一例外地经历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的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普遍超过70%,有些甚至达到80%以上。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顽强地从丛林走向平原、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演变史。
     城镇是乡之头,城之尾,上接大中城市辐射,下连广大农村,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加工基地,城市制造业的配件加工基地,周围腹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对我国而言,城镇化不仅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对打破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滞后的,不仅总体水平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明显不平衡,农村人口比例仍然很高。同时,现有的城市结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规划滞后,经过20多年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正在演变成为新一轮发展的“瓶颈”,直接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是新一轮发展的载体和突破口,要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来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不失时机地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战略性措施。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挑战就是机遇。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是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正是各种生产要素非常活跃、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日本、韩国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都达珂了75%以上。2003年,我国入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的大关,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提速的客观要求,同时反映了城镇化的巨大发展潜力。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载体和突破口,充分释放生产力潜力,合理有效地整合资源,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快速聚集,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就必将在新一轮竞争中再创辉煌。
  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为生产力的充分释放和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加快城镇化重大战略的提出和实践,正是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开辟了新道路,为现代文明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提供了现实的前景。
  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多半局限于农业本身,提出的办法是想方设法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产出,保护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而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什么说城镇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呢?
     第一,只有提高城镇化水平才能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逐渐降低,同时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也难以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城镇化水平,才能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
     我国当前的国情决定了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大。200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6.77%,即我国当前有七亿多农民生产的粮食供城镇五亿人消费,这一基本情况决定了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规模相当有限。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无论怎样增加投入、增加产出、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由1990的27.1%下降到2003年的14.8%。特别是,我国正步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于恩格尔系数与农民农产品收入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下降意味着居民对农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农民农产品收入增长率下降,特别是以生产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更为明显。而且,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其食品消费中购买初级食品如大米、土豆等的比例也就越小,大部分的食品消费用于购买精加工食品或下餐馆,即居民新增加的食品消费支出绝大部分流人食品加工或餐饮服务业,只有很少一部分转化为农业国民收入,流入农民手中,在这样的格局下,农民收入难以增长。其次,通过扩大出口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难度很大。在当前想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出口是相当困难的,一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种植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出口缺乏竞争力。二是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质量低,满足不了国际市场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只有一个办法,把大量的农民转入到城镇,进入二、三产业,把初级农产品变成精加工的食品,才能为国内外市场接受,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才会解决。
     第二,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才能提高农民收入。
     在农产品供需大体平衡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增收的空间已经变得很窄,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是由农业生产水平决定的,而是由居民消费水平决定的。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不断降低,农民参与国内生产总额分配的份额不断缩小,在农民就业人数没有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长必然放慢,因此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以二、三产业为收入来源,而没有离土的农民的收入份额自然扩大。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上看,农业生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27.1%下降到2000年的16.4%,但以第一产业收入为主的农民却没有明显的减少,2000年农业人口(80739万人)只比1990年(83397万人)减少3.29%。当前农民主要人均收入可以表达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人口。在此公式中,分子越来越小,而分母基本保持不变,农民收入从何提高?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国内生产毛额比重下降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难以提高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下,只能从降低分母上想办法,在农业国内生产毛额比重下降的同时,也同步降低农业人口的比例,城镇化也就势所必然。而每有一个农民进城,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相应地增加一个农产品的消费者,这一减一加之间,产品的价格就能升高一点,农民的收入份额就能显著提高。
     当前,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构成看,其中有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也有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后者主要指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由于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受到农产品需求数量的制约,提高产量并不能提高需求数量,只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而在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较低的情况下,靠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缺乏相应的财务保证,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我国行不通,国外是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补贴,而在我国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补贴,我国没有这样的财力。近几年来粮食改革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不是无限的,而且消费需求已经制约了价格进一步上扬。人为地提价,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进一步抑制国内农产品的销售,造成国内农产品的生产过剩。所以单纯靠提高农产品价格维持农民收入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近两年,中央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充分体现党中央对农民利益的关切。但是,从长远来看,城乡收入的鸿沟不是仅仅通过减负可以填平的。从当前我国城乡收人的差距看,1996~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不论从绝对数和相对数上看,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城乡收人差距从1996年的2912.8元拉大到2001年4493.2元,城乡收入差距倍数从1996年2.51倍拉大到2001年的2.79倍。1996~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7.23%,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只增长4.20%。因此,减轻农民负担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也难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研究”课题组研究的结果,我国农民负担大概占农民人均收入的20%左右。在此我们不妨作个大胆假设,取消农民所有负担,让农民不拿一分钱出来,那只能使农民人均年收入提高400元左右,城乡差距仍然很大。事实上,2002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30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增收40元左右,只提高农民人均年收入1.6个百分点,这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约3倍的现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如果按前面所算的加减法,那情况就不同了。即减掉了一个农村人,把减掉的这个农村人的农业收入份额加到一个农村人的身上,农民的收入就会呈倍增地提高。
     第三,只有加快城镇化的进程才能解决农业富余劳动力问题。
     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以来,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人的增加。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农村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增长高峰,农村劳动力富余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支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队伍如果一下子涌人大中城市,肯定难以承受,小城镇则是最好的载体。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一般规律分析,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产业结构会经历急剧的变动,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的比重迅速下降,大量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使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依托的城镇得以发展,城镇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一些东盟国家如泰国、印尼、菲律宾更高,达到1:5,日本、韩国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都达到66%甚至75%。
     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当前我国和中等收人国家人口的就业构成上却存在相当高的偏离度,我国第一产业比重高出5.9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低7.6个百分点。之所以造成这种格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所推行的“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以及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政策,使大批富余劳动力游离于城乡之间,既难稳定与扩大二、三产业队伍,也难推进城镇化进程。加上收入偏低,使农村人口对服务业的需求很低,大量服务性劳务都采取自助方式,难以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这一巨大的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这种转移模式直接导致了城镇化不能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发展,我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与城镇化水平的偏离度一直在十几个百分点,这个巨大的缺口几乎可以填进所有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必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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